最近，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的一段采访火了。
采访中，他提到了自己的苦恼——人艺招不到矮个子的年轻演员，女孩子都一米七以上了，男孩子都一米八了。而人艺经典话剧《茶馆》里的那个“黄胖子”也招不到了，放眼望去全是“白富美”和“高富帅”。
冯远征感叹：“我们也需要生旦净末丑，不是说全要长得帅、长得漂亮的。”
这话一出瞬间引起大家的共鸣。评论区更是直接成了大型报名现场，有人直接问：“冯院长，我有点胖，我可以来应聘黄胖子吗？”
其实，这段话冯远征并不是第一次说了。早在4年前的纪录片《我在人艺学表演》的开头，他就讲了一模一样的话：招不到黄胖子了。
更扎心的是，其实当年冯远征自己也曾因为形象不达标，尽管专业成绩出色，仍被北电拒之门外。后来是北京人艺表演学员班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他在学员班毕业不久，就演上了重要角色，话剧《北京人》里年龄跨度很大的曾文清。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招不到黄胖子的话，那我们的舞台也就很可能会失去未来的另一个冯远征。
那么问题来了，艺术院校还能招收黄胖子吗？带着这个问题，《新民周刊》采访了几位高校教授、资深从业者。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回应——
“帅不过唐国强，丑不过陈佩斯”
艺术院校的考场，往往是演员筛选的第一道关口。
传统的表演系学生招考讲究“生旦净末丑”。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告诉记者：“戏剧影视艺术本质上是反映生活的，角色来自千行百业，人物在高矮胖瘦、外貌气质上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为了更好地传达生活，演员的外在形象应当更多生活化，而不是偶像化。因此，艺术院校过去招收‘生旦净末丑’、招收各种类型学生的传统路径，其实是有道理的。”
要不然廖凡和梁朝伟怎么当影帝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艺考大概还是老一辈艺术家戴着老花镜，在一群年轻人中间“慧眼识珠”的浪漫江湖。但刘海波指出：今天的艺考招生流程，已非常讲求“程序正义”。
为了杜绝人情条子、防范暗箱操作，现在的艺术类院校表演系面试极其严苛——考官必须严格保密，考题当场随机抽取，线上初试甚至都要架两个机位防作弊。到了打分环节，通常实行的是考官之间互不交流、严禁讨论的“背靠背”机制。
这种程序上的公平初衷是很好的——却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中庸化。
在刘海波看来，艺术人才最宝贵的是个性和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如果把一个学生最个性化的特质算作100分，在集体打分下，个性强的考生往往面临两极分化的评价——有的考官惊为天人，有的考官觉得不可接受。“反而是各方面挑不出大毛病、但也谈不上多惊艳的学生，容易拿到稳定的中等偏上分数。”刘海波打了个比方，这就像高考阅卷，四平八稳的作文永远比兵行险着的怪才更容易安全过关。
更微妙的心理，还在于“避险逻辑”。如今网络舆论很敏感，招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帅哥美女进校，大家觉得顺理成章；如果某位考官凭借直觉，坚持招进一个长相平平、五官不那么端正的学生，一旦被推到聚光灯下，很可能招来铺天盖地的质疑：这人凭什么能当明星？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安全考量下，符合大众常规审美的“高富帅”和“白富美”，自然成了最稳妥的公约数。
于是，过去那种老艺术家力排众议、哪怕违背常规也要把某个“怪才”破格录取的佳话，在如今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传说。
巧合的是，冯远征自己当年其实就是这种评价体系的“漏网之鱼”。他早年练过跳伞，想当专业运动员未果，后来跑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正是因为外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浓眉大眼，“帅不过唐国强，丑不过陈佩斯”，就被刷了下来。如果不是后来考进北京人艺办的培训班，摸爬滚打摔打出一身扎实功夫，中国戏剧舞台很可能就少了一位顶梁柱。
演员本就不该是流水线上的“特型件”
面对剧院招不到“黄胖子”的尴尬，有人会问：大学表演系为什么不在招生时按需分配？既然剧团缺矮个子、缺胖子、缺丑角，多招几个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在上师大影视学院教授齐青看来，这种思路既不现实，也不科学——高校的职责是培养通用的表演人才，而不是为一个具体的剧组“订制螺丝钉”。一个表演班通常只有十几到二十几个学生，学校不可能提前预判未来四年乃至十年后，行业和剧团究竟需要多少个胖子、多少个矮个子。
“特型演员的需求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齐青直言，除非剧本落地、角色成型，否则很难去前置性地定义形象。更重要的是，过早把学生框死在某一种特定的物理外形里，是对演员可塑性的窄化。
历史上很多优秀的演员，从来都不是靠外形与角色的绝对贴合来演戏的。有些演员自身的气质和角色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凭借对人物心理的准确体认和过硬的声台形表，照样能在台上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而像古月、唐国强这样成功饰演过毛主席的演员，传统上可能有个称呼叫“特型演员”，其实他们在其他角色和其他剧组也都有上佳表现。
齐青认为，大部分院校在招生章程里并没有所谓的身高外貌硬指标。某些影视剧组可能会出于机位构图、男女搭戏的实际拍摄便利，对身高作一些宽泛的考量，但考官在现场真正盯着看的并不是考生的皮相，而是他身上有没有“戏”。
齐青当过考官，他非常注重观察考生“灵不灵”：“一个考生哪怕长得再漂亮，如果在即兴小品里眼神发木、不会走位、和对手没有配合交流，他也只能去拍平面广告，做不了演员。”
尽管当下有快速审美的趋势，但齐青认为，考官最看重的依然是学生的灵性、应变能力，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细节的敏锐捕捉。
让活人从四面八方走回舞台
冯远征的这个苦恼，表面上看是艺术院校招生的偏狭，往深处看，其实也是整个行业选拔人才的路径问题。
如果所有剧团和剧组都把目光盯在几所名牌艺术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身上，那么匮乏是注定的。
好在，成为一名好演员，科班出身从来就不是唯一的通途。
在中国现代表演史上，不少扛鼎的演员都有着野蛮生长的背景。当年毛阿敏是从上海染织一厂的流水线车间里唱出来的；银幕上的许多经典面孔，也并非艺术院校科班出身，比如百花奖最佳女主角龚雪。
龚雪是文艺兵出身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里的素人演员，导演蓝鸿春也大都从潮汕当地的短视频创作者里挑选而来。”刘海波说，“此路不通，再寻他路，条条大路通罗马。”
《给阿嫲的情书》剧照
与行业关系紧密的院校早已开启了探索——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程波告诉记者，社会化培训正好可以打破传统院校追求“主角脸”“明星脸”的窄化审美，关注更宽的角色光谱与可塑性。
程波透露，温影曾联合真人微短剧剧组开办了三期社会化表演培训班，两周左右的短期精准实战，让学员“毕业即就业”，不仅放宽了外形门槛，甚至还有学员慢慢演上了男女一号。
即便是在艺术教育高度规范化的今天，非学历教育和民间渠道的活力依然不可小视。无论是业界知名演员创办的社会表演学堂，比如陈坤和周迅的“山下”，还是地方剧团、职工文工团，抑或短剧行业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草根，都在以野性的方式补充着表演队伍的生态。
在程波看来，高富帅和“黄胖子”的矛盾还是表面的，更深层危机是双方都要共同面对的：真人表演场景正被AI技术挤压，AI微短剧的体量已经超过了真人。传统表演该何去何从？程波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拓展表演的外延，比如文旅沉浸式演艺、实景舞台，或是与AI结合的面部与动作捕捉。
温影AI电影制作专业课堂
走在行业前沿的温哥华电影学院，去年已经率先开设了全国首个“AI电影制作专业”。“学制三个月，打通全流程。在这个新生态里，懂传统表演的创作者反而成了稀缺资源——因为他们深谙人物塑造和动态细节，在利用关键帧、倒喂形象设计AI角色时，‘抽卡’成功率更高、表演也更细腻。”在他看来，AI无可避免会侵占真人表演的空间，但这也可能为“表演”二字开启一片全新的生存蓝海。
温影AI电影制作专业囊括的AI工具和软件
就连北京人艺自己，也在重新拾起历史上的优良传统。2019年，人艺重启了早年的“表演学员班”模式，从1000多名报名者中选择了15位，进行集中训练。冯远征更是亲自授课，从呼吸到形体，带着年轻人一起练绕口令：八百标兵奔北坡。
纪录片《我在人艺学表演》
当年冯远征是1985年第六期北京人艺表演学员班的学员，这也是当年的最后一届。2019年重启，意义不凡。因为北京人艺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剧院，拥有大量经典保留剧目，因此招聘演员时必须考虑角色储备和人物对应性，要为王利发、秦二爷、周萍、繁漪、陈白露等经典角色寻找能够承接的年轻演员。
冯远征曾和杨立新讨论：北京人艺有“博物馆式”戏剧——就像古董店必须有“镇店之宝”一样，对北京人艺来说，可以有各种样式的《茶馆》、各种解读的《雷雨》，但依然要保留老《茶馆》、老《雷雨》的风格样式，因为它们就是我们的“镇院之宝”。有些戏必须“原汁原味”。“对年轻演员来说，学习和传承前辈艺术家赋予角色的精神气质，有时甚至比创新还难。但我们要等他们成长、给他们舞台，通过复排搭建起一座演员通向人艺历史与经典的桥梁。”
一个健全的文艺生态，本该像人艺的经典戏《茶馆》一样，堂倌、掌柜、茶客、算命先生，甚至街角讨饭的，各安其位，神采各异。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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